全球能源转型，中国扮演着非常核心的角色

“中国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仍将是‘世界工厂’”，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期间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时表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并未减退。

他指出，吸引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的理由跟过去一样——成熟的产业集群、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巨大的市场。现在还有新的原因，那就是创新和脱碳。外国企业不想错过发生在中国的技术突破，中国的生产能力、产品的卓越性和质量，这是他们自己所无法达到的。

戴璞说，中国以其体量和在全球可再生能源等技术的领先位置，正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欧中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国是直通车：您对这次的迪拜气候大会有何期待？

戴璞：我的期望是在政策制定者、政府、监管机构和企业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企业需要政策的清晰性和可预测性。而气候是缺乏可预测性的一个领域，各国之间显然存在很多犹豫和不一致，所以跟踪大会进程、跟进气候议题对工商界来说很重要。

对于全球的气候行动，我认为我们已经“迟到了”，今年也是巴黎协定以来的首次全球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提出新的更有雄心的目标，而是要真正落实我们的承诺，真正行动起来，包括逐步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化工行业使用更环保的原料，以及付出更多努力来进行碳定价、碳捕集等。我非常有信心商业界准备好了更快地采取行动。

国是直通车：您如何看待全球能源转型，以及它给不同国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戴璞：我认为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发生。去年和今年，全球对可再生能源或者零碳能源的投资超过了化石能源。对发达国家来说，他们既有技术也有资金，还有政治意愿和相关政策，其挑战就是行动起来。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要困难许多，如何获得气候融资、如何提高可再生能源效率都很重要，发展中国家需要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不能在转型问题上“开倒车”。

国是直通车：2022年，全球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创历史新高。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突破1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比重超过30%，您怎么看待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角色？

戴璞：中国扮演着非常核心的角色，并向着这个方向持续前进。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我们自己的模型显示，中国可能提前2年实现这一目标。

更重要的是，中国实际上正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中国为全球贡献了70%以上的光伏产能和60%的风电产能，而且中国在电池方面也有约35%的市场份额……以其自身的市场规模，中国推动太阳能、风能、电池、新能源汽车以及新材料领域的公司真正进行创新，并将这些创新以较低的边际成本提供给世界其他国家。

国是直通车：您认为，中欧在能源、低碳等领域的合作有哪些潜力？

戴璞：受乌克兰危机等冲击，欧洲面临着能源价格上涨、能源匮乏等挑战。因此，欧洲工业的一个关键目标是电气化。欧洲需要将尽可能多的非电力过程转向电力，并且这些电力必须脱碳。

有些国家如法国等选择了核电，这是可以跟中国进行合作的其中一个领域。此外，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国公司向全球提供了很多发电设备、电池等。

但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及其对电网的冲击需要通过数字化和储能技术来解决，欧洲公司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经验。此外，在新材料、建筑节能等领域，欧洲和中国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所以我认为，在绿色转型和能源领域，对中欧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而且工业现代化、提升能源效率和脱碳也可以成为推动未来中国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国是直通车：当前全球供应链重组速度加快，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是否会减弱？

戴璞：我不认为会减弱。中国吸引外国投资者的理由跟过去一样——成熟的产业集群、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巨大的市场。过去几年，许多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都是大型跨国公司增资，他们在中国建立了非常大的产业集群，包括化工、汽车、电子等许多行业。特斯拉在上海建设超级工厂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些投资者大都将中国视为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供应链基地。

这种趋势会停止吗？我认为不会，因为中国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将是世界工厂，中国的产业集群的质量是世界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在中国建个工厂，生产所需要的产品会比全球其他地方容易很多。在欧洲或者美国你或许能找到能与之匹配的产业集群，但生产成本不同，而且距离亚洲的目的地市场很远。

我个人并不认同“逆全球化”或者“慢全球化”的概念，只是全球化之路有所不同，可能暂时出现一些放缓，因为世界经济放缓了、因为有很多政治因素和限制，但全球化是不会停止的，因为从经济来说，从创新的角度看，这根本是行不通的。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全球化又会逐渐回归正常轨道。

当然，需要看到，未来中国这一“世界工厂”会是一个跟20年前很不同的“工厂”，因为中国公司会逐渐将重点放在高附加值的生产上，而一些低附加值生产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此外，现在外国投资者投资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原因，比如：创新和低碳。外国企业不想错过发生在中国的技术突破，中国的生产能力、产品的卓越性和质量，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自己所无法达到的。

最后一个因素是脱碳，全球供应链中的所有东西都需要逐渐脱碳，否则就会被征税，比如：欧洲门口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因此，在决定工业足迹应该在哪里时，加快脱碳的生产应该成为一种强烈的动力。这将成为本地化决策的强大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