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天,埃隆·马斯克做了一件让华尔街分析师目瞪口呆的事,他把办公室搬到了特斯拉弗里蒙特工厂的生产线旁,直接睡在工厂地板上。这位亿万富翁CEO正在经历他口中的"生产地狱":Model 3的周产量远低于预期,自动化生产线频频罢工,交付延期让数十万预订客户焦急等待。
然而,仅仅两年后,特斯拉就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这家成立不到20年的硅谷新贵,究竟凭什么撼动了底特律、斯图加特和东京的百年汽车帝国?
特斯拉供应链中让人影响深刻的是充满机器人的超级工厂,在柏林超级工厂,这里的新下线车辆甚至都不需要人工驾驶到停车场,而是启用FSD(全自动驾驶)系统自行前往。表面上看,这只是提高了工厂内部的物流效率,实际上每一辆在工厂内自动行驶的车辆,都在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贡献宝贵的数据。工厂不仅在生产汽车,也在"训练"汽车。
除了超级工厂以外,特斯拉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反常识"的供应链哲学,当硅谷的颠覆式思维遇上传统汽车工业时,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如果亨利·福特活到今天,他一定会对特斯拉的做法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特斯拉像100年前的福特一样,试图掌控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每一个环节;陌生的是,在这个全球化分工已经极度成熟的时代,特斯拉为什么要逆流而上?
传统汽车行业的金科玉律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现在的一辆福特汽车背后,是遍布全球的300多家供应商组成的庞大网络。从德国的博世提供电子系统,到日本的爱信精机供应变速箱,再到中国的福耀玻璃制造车窗,每一个零部件都由最具成本优势或技术优势的供应商提供。这种模式让汽车制造商可以专注于整车设计和品牌运营,同时享受全球化分工带来的成本效益。
但特斯拉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根据最新数据,特斯拉已经实现了约80%的供应链内部控制。这意味着,从电池芯的生产、电机的制造,到车载软件的开发,甚至部分车身零部件的加工,特斯拉都选择自己来做。
特斯拉一直在挑战这个行业共识,可以从其革命性的直销模式说起。
传统汽车销售链条就像一场漫长的传话游戏:消费者的需求要经过经销商、区域分销商,层层传递才能到达制造商。每一层都会对信息进行过滤和解读,最终到达生产部门的需求信号往往已经失真。
特斯拉彻底颠覆了这个游戏规则。通过线上直销模式,每一个客户的每一次点击、每一个配置选择,都会实时传输到特斯拉的数据中心。当一位上海的客户选择了珍珠白车漆配红色内饰时,这个信息会立即反映在生产计划中。这种"数据直通车"不仅消除了信息传递的失真,更重要的是为特斯拉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洞察窗口。
以电池需求预测为例。传统车企需要根据历史销售数据和市场调研来估算不同续航版本的需求比例,这种预测的准确性往往不高。而特斯拉可以通过实时的订单数据,精确知道有多少客户选择了长续航版本,有多少选择了标准版本。这种精准的需求预测直接转化为更优化的电池采购和库存管理策略。
但直销模式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与垂直整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反馈循环:因为掌控了生产的大部分环节,特斯拉可以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因为直接面对消费者,又能获得最真实的市场反馈来指导生产决策。这种从外到内的快速反馈的供应链流程,是传统汽车制造商在现有体系下几乎无法复制的。
2020年9月22日,特斯拉的"电池日"活动上,马斯克展示了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圆柱体——4680电芯。这个直径46毫米、高80毫米的电池,却可能是特斯拉供应链战略中最关键的一步棋。
电池成本占整车成本的30-40%,是决定电动车能否真正普及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特斯拉依赖松下、LG新能源、宁德时代等外部供应商提供电芯,这种依赖关系就像把命门交到了别人手上。
但自主生产电芯谈何容易。电池制造是一个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行业,即便是传统汽车巨头也大多选择与专业电池厂商合作。特斯拉的选择意味着巨大的投入和风险。
特斯拉用第一性原理在于对整个电池供应链的重新设计。传统的电池供应链是线性的:矿山开采原材料,精炼厂提纯,电池厂生产电芯,汽车厂采购组装。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利润诉求,信息传递缓慢,创新动力不足。特斯拉要做的是将这条链条压缩、整合,甚至重构。
半导体短缺是近年来困扰全球汽车行业的另一个难题。2021年,当其他车企因为买不到芯片而被迫减产时,特斯拉展现了其供应链的另一个独特优势——软件定义硬件的能力。
传统车企的做法是:确定芯片规格,找供应商采购,如果买不到就只能等待。特斯拉的做法截然不同:当某款芯片短缺时,工程师们会寻找可替代的芯片,然后重写软件代码来适配新芯片。这种"软件救场"的能力,源于特斯拉对车载系统的深度掌控。当你既是硬件的集成者,又是软件的开发者时,你就拥有了其他人没有的灵活性。
2018年的"生产地狱"对特斯拉来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马斯克后来承认,他们在Model 3的生产线上过度追求自动化,甚至试图用机器人来完成一些更适合人工的精细任务。结果是,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频频停摆,产能远低于预期。最终,特斯拉不得不拆除部分自动化设备,重新雇用工人。马斯克在推特上反思道:"是的,过度自动化是个错误。准确地说,是我的错误。人类被低估了。"
这个视墙揭示了垂直整合模式的第一个悖论:控制力越强,责任越大,风险也越集中。当你把80%的供应链握在自己手中时,任何内部的失误都会被放大。传统车企如果某个供应商出问题,可以快速切换到备选方案;但当问题出在自己的生产线上时,特斯拉就只能硬着头皮解决。
更微妙的是,垂直整合可能会带来某种"创新者的窘境"。当你在某项技术上投入巨大时,你就会本能地想要榨取这项投资的全部价值,这可能会让你对新的技术路线视而不见。
单一供应商依赖是另一个隐患。尽管特斯拉控制了很多生产环节,但在一些关键零部件上仍然依赖单一供应商。2021年2月,由于零部件短缺,特斯拉加州弗里蒙特工厂被迫停产两天。这次事件提醒我们,即便是垂直整合程度最高的企业,也无法完全摆脱供应链的相互依赖性。
财务数据也反映出特斯拉供应链模式的压力。2024年,特斯拉的汽车业务营收下降了8%,全年净利润下降53%。虽然这种下滑有多重原因,包括激烈的价格竞争和市场需求放缓,但也暴露出高度垂直整合模式在市场下行期的脆弱性。当销量下滑时,那些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运营成本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更大的挑战或许来自特斯拉自身的战略转型。当公司把未来押注在FSD和Robotaxi上时,传统的汽车制造供应链还能支撑这种转型吗?生产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与生产一辆私人轿车,需要的供应链能力可能完全不同。前者更强调软件更新能力、远程监控系统、以及服务网络的搭建。这种从"产品公司"向"服务公司"的转变,可能需要特斯拉重新思考其供应链战略的根本逻辑。
当我们把目光从加州转向中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全球电动汽车的竞争格局中,真正能与特斯拉掰手腕的,恰恰是另一家高度垂直整合的企业:比亚迪。
比亚迪的垂直整合之路始于1995年,比特斯拉还要早8年。但两家公司的起点截然不同:特斯拉是硅谷精英用互联网思维改造汽车业,比亚迪则是从电池制造起家,一步步向产业链下游延伸。今天,比亚迪75%的零部件自产率几乎与特斯拉并驾齐驱,但实现路径却大相径庭。
比亚迪的垂直整合享受了中国完整产业链的红利。在中国,比亚迪可以在方圆500公里内找到几乎所有需要的供应商和原材料。这种产业集聚效应是特斯拉在美国难以复制的。据测算,同样一款电动车,在中国的制造成本要比在美国低25-30%。
这给中国企业的第一个启示是:垂直整合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关键是要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市场定位,选择合适的整合深度和方向。盲目模仿特斯拉的80%自产率,可能反而会成为负担。
第二个启示来自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特斯拉直销模式的精髓不在于省掉了经销商的利润,而在于建立了从用户到工厂的数据闭环。这一点,中国企业其实有独特的优势。中国消费者对数字化的接受度全球领先,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小程序、APP等渠道建立更紧密的用户连接。
用户可以通过APP不仅完成购车,还能实时查看自己订单的生产进度,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车辆在产线上的实时位置。这种透明度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更重要的是让企业获得了宝贵的用户行为数据。哪个配置最受欢迎?用户最关心生产的哪个环节?这些洞察都可以反哺到供应链优化中。。
对于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来说,比亚迪的路线可能更有借鉴意义。不是每家企业都有能力或必要去开发4680这样的革命性技术,但每家企业都可以在现有技术基础上,通过流程优化、供应链整合、规模化生产来建立成本优势。这种"微创新"的累积,同样可以形成强大的竞争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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